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那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进而把所有被造反派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及臭老九（知识分子）等九种人，都抓起来，集中在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被抓的人中，有小学教师、生产队长、公社社员、城镇居民等等。虽然他们出身是学生或农民，但由于家庭成分是地富或反动家属，也要戴高帽、游街示众和坐牢。我则因曾参加县政工队在上坪工作，1950年上坪土匪暴动时战事失利，在战斗中被俘过（归队后经组织审查无政治问题），而被当时的造反派打成叛徒被抓。

▲《连平州上坪谢氏四修族谱》上的文革痕迹

　　1968年6月，整个连平县城闹得天翻地覆。在十字街热闹处，天天都有被绑在电线杆旁，戴着五色纸糊的高帽、颈上挂着一块木板或纸壳牌子，写着“反革命xxx”或“牛鬼蛇神xxx”，“投机倒把分子xxx”，“叛徒xxx”和“特务、伪军官、右派分子xxx”的人在示众。被揪者个个被太阳暴晒得汗流满面，有的甚至当场晕倒。当时整个连平城充满着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

　　7月下旬的一天，我从上坪三洞挑松香到县城松香厂。拿到钱后，顺便买些副食品，想再进山搞副业。因劳累了一天，那天晚上便早早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进山。谁料，半夜时分，居委会的造反派十多人，突然闯入我家，将我从床上拉下，不问青红皂白，捆绑在地上并高喊“打倒张维雄！”的口号。接着又把我押送到东大街何氏宗祠（群新大队部）看管起来。

▲上坪旗石四角楼内部标语

　　当晚，我被民兵带入上厅东侧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壁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幅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中间放着一张办公桌和一张靠背木椅。这时办公桌旁坐着一位戴着红袖章，胸口别着毛主席像章的造反派头头，他见我被带到便问：“今晚我们把你叫到这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说：“我是半夜三更熟睡时被你们抓来的，不知是为什么！”他又问：“ 上坪土匪暴动的事你知道吗？”我说：“记得。”他又说：“那你说说。”我激怒地说：“当晚匪首谢舒如要是把我们全部都杀了多好，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他听后大怒，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按你的意思，难道我们是为匪首翻案？”我说“这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这样说!”就这样，他们没有再问，挥手大声说：“带进去！”于是，我被关了起来。

　　被关押时，白天去农业生产队插秧，回来就关在大厅里。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吃商品粮的，支援农业几天没关系。岂料到夏种结束后，非但没有释放我们这些人，反而天天都有人被抓进来，简直是只抓不放。时间长了，我便急躁起来，有一天民兵叫我们去老街队布置文化室，搞什么“忠”字化。我就是不去，整个上午呆在住地。中午，群新大队支部书记叫我去谈话，他问：“你为什么不去干活?”我说：“我被关了半个多月，什么活都干了，现在为何还不放人？究竟还要关多 久？”他说：“现在外面很乱，有些地方已出现斗死人的事，你要放明白点，不要吃眼前亏！”我则说：“死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我的命算不了什么！活着受苦倒不如死了好！”他叫我要好好想想。

▲上坪留洞四角楼的文革遗迹

　　过了几天，被关进来的人已达一百多名。大队干部见我态度很强硬，担心弄出人命案不好交待，况且这么多人也要有一个人出来管理，于是指定我为大组长，负责传达和分工，有空时组织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最新讲话），晚上向大队汇报。那时每天例行的活动是：早上集体向毛主席“请示”，仪式是读几条毛主席语录，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晚间将睡前，集体立正向毛主席像汇报，仪式是宣读毛主席最新指示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在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组长时，造反派给我们每人配上写有叛徒、特务或坏分子xxx的纸壳牌子，命令各人用麻绳将牌挂在自己的颈上，到各处去劳动时，以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当时，群新大队急需一批木料建粮食加工厂。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叫我们全部人去鹤湖墩下背山上砍树，并将木料运回来，走之前的晚上，叫我们讨论如何完成任务。当晚大家一致认为谁敢不听从？任务总是要完成的，只是叫我们带着牌子去劳动，实在太污辱人格了，如果除去牌子去砍树，大家就知足了。我说：“试试看。”

▲上坪新镇塘陂坑文革标语

　　大约当晚十点多钟，民兵营长来了，我向他汇报说:“大家讨论认为有信心完成砍树任务。”他听后高兴地说：“那就早点休息吧。”我接着说:“可是有困难。”他惊问：“什么困难?”我说：“因为我们戴着牌子去砍树，人人都知道这些人是被群众专政的对象，到时谁都能把我们砍的树和柴刀没收，我们不敢和他们争夺。再说戴着牌子砍树也不方便，万一被树枝弄烂了纸牌，又会认为我们是抗拒改造，那我们就更惨了！可否不戴牌子？这样比较安全稳当。”他听后，脸上由阴变晴，最后答应说：“那就不戴牌子去吧！”得到他的同意后，我立即回牢房告诉同伴，同伴们听我说已被允许不戴牌子去劳动时，极为高兴，因为我为大家争来了人格不受污辱的第一次胜利。照牛排考古 www.ZhaoNiuPai.com/KaoGu

　　9月中旬，最先抓来的人已被关了将近二个月，愿不愿意都无偿劳动了近二个月了，民兵营长要我们自己评出“好、中、坏三种表现的人来，这无疑是他们惯用的“群众斗群众”的手法。于是我们按规定进行讨论，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我为第一个表现好的，其余都是表现较好或表现一般的。谁是坏的呢？我说：“在这里大家都很听话，个个表现都不错，可以说没有表现坏的人。不用评了，我自会设法说服他们。”就这样，众人一致支持我的意见。

▲上坪新镇塘陂坑毛主席语录

　　当民兵营长叫我去汇报时，我将写好的讨论记录稿，当面交给他。他看后说：“坏的呢?”我马上来个立正姿势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能力有大小，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在这里能服从劳动分配，遵守纪律就属于一般的了，故没有出现坏的。”他听后没再说什么，算是通过了。就这样拿最高指示为武器并坚持合法手段，保护了我们这批人中的老弱者过了一关。

　　当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来临之际，处处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节日的到来，张灯结彩红旗飘飘，甚至有不少单位制作了华丽的天安门模型挂在大门口，以增浓节日的气氛。群新大队也不例外，除了门面的装饰和处处张贴标语外，还安排全体民兵整队到西门外万人大会场，参加节日集会和游行。这里却留一小部分女民兵看管我们，那些不爱红装爱戎装的姑娘们，唯恐我们逃跑，整天把牢门紧闭，连放风给我们出来大小便也不允许。在忍无可忍时，个别人被逼得只好从窗户往外排尿，姑娘们见状，哇哇叫！我则据理争辩，她们无言以对。

▲上坪下田心“灭资兴无”标语

　　在何家祠的大门肚两侧，民兵和大队干部支起炉灶，㓥鸡杀鸭，锅里的香气随风吹入牢房，外面更是敲锣打鼓，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而我们则冷冷清清地静坐在牢里，盼着亲属送上杂粮稀粥充饥。我整整一个上午，躺在床上辗转，左思右想，最后认定：像我们这些人只抓不放，岂不是与被判无期徒刑没啥两样？按目前形势，只能靠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必须将这里的真实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支左的解放军反映。于是，当天中午我利用自己当大组长的有利条件，写好了被抓的经过、扣押后的劳动待遇以及各人家庭经济来源等情况的报告。

　　第二天，各机关仍在放国庆假，悠闲的人们正在西门灯光球场观看蓝球比赛，而我们则被指定到西门城脚刘竻家，为居民米粉厂干打地板的活。当时大家都慢慢地在我后面跟着走，我自己则急步赶到球场附近，寻找穿四个口袋军装的解放军（当时戴红领章、穿四个袋军装的就是军官），当我看到后，立即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是支左的解放军吗？”他答：“是，什么事？”我说：“这里有封信给你们！”他问：“什么事，谁写的？”我答：“我写的，你看信后就知道什么事！”他说：“你能写，不能讲吗？”我说我能写也能讲，因为我和你的身份不同，你现在有闲在这里看球赛，而我却被强制劳动，时间不允许我和你多说话，请收下信吧！”他点点头表示理解，伸手接过了我的报告。于是，我立即离开球场追赶同伴，走了一段路后，再回过头来看，那军人不看球赛了，正向公安局门口走去。

▲连平城瓦背二街文革遗存

　　10月5日下午，我到居民大队去领取学习汇报用的纸笔，正好遇到一个熟悉的女大队干部，她轻声地告诉我：“雄哥，这下你们有救了，支左的解放军来了大队，说要解放你们！”我当时高兴极了。接着她又问我：“是不是你写了报告给解放军？”我反问她：“谁说的？”她说：“没有谁说，是我自己猜的，这大概不会假吧？"

　　大约过了十天，由工宣队召开居民中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叫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员作自我交待。主持会议的工宣队员讲话时不再提叛徒、黑线或其他历史问题，只说今后要加强学习最高指示，要求大家回去后，每个星期要向工宣队汇报情况和学习心得。至此，所有被关押了几个月的人总算恢复了自由（本文原载2000年《连平文史·第10辑》，作者：张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