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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雷台汉墓墓主的身份

  本文对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器物进行了考察,认为墓主是中国道教祖师张道陵

  一 “天帝之师”

  1969年9月22日,当地农民在挖战备地道时,在雷台下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这匹铜马不仅造型生动,而且内含深刻的思想:客观上,马是在地上跑的,鸟是在天上飞的,马是踩不着飞鸟的;但这匹马却踩着飞鸟,说明这匹马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从而巧妙地展示了“天马行空”的主题。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马踏飞燕”是出土“成组车马俑”中的一件。“成组车马俑”共由九十九件青铜器物分为若干组组成,是一个完整的明器卤簿[1]。在卤簿最前面的,即是“马踏飞燕”。既然卤簿之前的战马是行于天上的,紧随其后的兵马俑也应是行于天上。“马踏飞燕”之后的“成组车马俑”是不是“天马行空”的延续呢?“天马”右后足下的飞鸟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雷台汉墓

  “马踏飞燕”是一件艺术品,表现的对象是马和鸟,其姿仪神态却是来自于人,是作者内在思维的反映。“天马”昂首嘶鸣,扬尾御风,三足腾空,右后足踏立于一只正展翅翱翔、作回首惊视之状的飞鸟之上。在其整体布局中,飞鸟所处的位置最低,如果飞鸟所视的对象为背上的“天马”,其神态应是举首,而不应是回首。飞鸟的神态为回首,说明“天马”之后的仪仗队伍与“天马”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成组车马俑”所表现的应是墓主飞仙的情景,手执利器的武士构成了一支“天上的军队”[2],为“天帝之师”,这是雷台汉墓车马仪仗俑不同于其它墓葬兵马俑的根本特点。

雷台汉墓马踏飞燕

  在客观世界中,天上是没有军队的,“天上的军队”、“天帝之师”,只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这是一种宗教的观念。具体是哪一种宗教呢?是道教。“马踏飞燕”的思想源自于老庄,“成组车马俑”的思想源自于道教。从这一组器物看,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下葬于东汉末年,处于先秦道家文化趋于没落,道教初兴之际;墓主人应姓张,与中国道教祖师张道陵(史书中亦称“张陵”)有直接关系。甘肃武威雷台汉墓是一座体现道家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墓葬。“马踏飞燕”、“成组车马俑”、墓主三者按照天马、天师、天神(天帝)的次序排列,描述了墓主死后羽化飞升,就任天神(天帝)之位的情景。

  据史料记载,张道陵于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在蜀地著道书二十四篇,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南朝陆修静《道门科略》),开始了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尽管道教是以神仙、神学为内容的思想体系,其创始人却是人,而不是神,其形骸终会归于消灭。张道陵死后,遗体被秘密埋葬,其死葬于何地,一直是中国学界的未解之谜。从张道陵布道的范围来看,其葬地不会超乎四川、重庆、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市,张道陵墓应为此五地中的某一座东汉墓。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为寻找和确定张道陵墓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出土器物是研究道教起源珍贵的实物资料。

  道教源自于古代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诸神都是后天之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中有其原形,比如元始天尊为盘古氏、太上老君为老子。但是,这其中缺失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的原形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人物呢?据笔者研究,玉皇大帝的原形是张道陵,张道陵死后羽化飞升,就天帝之位。由此可知,后世称张道陵为“张天师”是不正确的,“张天师”本不是指张道陵本人,而是指他所创建并领导的作战部队,“师”当以“军队”作解,“天师”,即是“天上的军队”、“天兵天将”之义。在古代,“师”有“军队”和“教者”二义,张道陵一方面是军队的统帅,另一方面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大家,因而,“师”之二义极易混淆。张氏家族领导的作战部队后来在与东汉政权的激烈冲撞中不复存在了,而“天师”一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魏晋之后,佛教渐盛,诸家以佛释道,“天师”遂生“三天法师”之义,而其原义“天上的军队”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了。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师”字当系沿袭“天师”一词而来,仍以“军队”作解为善。“师君”,为“天师之君”之省,意即“军队的统帅”。雷台汉墓“成组车马俑”展示的是一支“天上的军队”,与“师君”的说法相吻合,应是保存了“天师”说旧有的面貌。

  雷台汉墓出土器物231件,其中三件马俑胸前有“守张掖长张君”字样的铭文,有关专家由此认为墓主的身份当为“守张掖长张君”。这是雷台汉墓墓主身份之一解。但是,以笔者愚见,事实并非如此。其一,马俑司驾乘、护佑之职,有其具体的功用,上面的铭文不能作为墓志使用;其二,从墓葬的规模、器物看,该墓为一座王墓,不能以一偏远地区的守官“守张掖长张君”作解,因而墓主另有其人。“马踏飞燕”表明,墓主谙熟老学,其为政当以老学为基础,游离于东汉政权之外;“成组车马俑”和出土“将军”银印表明,墓主拥有自主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可见,墓主生前在政治上、军事上是独立的,是一个武装割据政权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位神秘的王者是谁呢?按照道家天人合一的规制,天事与人事相对应,与墓主身份相对应的天神是天帝。道教中的天帝为玉皇大帝,其人物原形应是张道陵。雷台汉墓卤簿仪仗由九十九件器物组成。九十九,在道教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个至大至尊之数。这个礼数说明,雷台汉墓墓主是以道教的最高仪礼下葬的,应是道教的最高神灵。因此,武威雷台汉墓墓主应是张道陵本人,“马踏飞燕”和“成组车马俑”描述的应是张道陵死后羽化飞升,就玉皇大帝(天帝)之位的情景[3]。

  二 “冀张”之谜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器物231件,其中蕴含了关于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大量信息。第一,从“马踏飞燕”看,体现自然崇拜的图腾被踏于战马之下,显示了对命运的征服,深化了先秦时期“人定胜天”的理念,这是东汉末期的道家思想。第二,从衣冠服饰上看,出土兵俑平冠素衣,与东汉末年儒生“服巾褐以入道”的记载相符,应当是早期道士的一种服饰,体现了道家“披褐怀玉”、“见素抱朴”(《老子》)、“衣弊履身,不与俗争”(《老子想尔注》)的思想。尤其是女俑的装束,看上去与当今女道士的装束相一致。第三,从出土钱币看,其中有一种直径为1.6厘米、“五”字较完整、“铢”省作“朱”的五铢小钱,与东汉政府所用的五铢钱形制上有很大不同。据钱币专家指认,这是铸造的钱币。独立的铸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家政权的独立,这与东汉末年张道陵、张衡、张鲁割据一方的历史相吻合。这种钱币当为“三张五铢”,系“三张”所铸[4]。

雷台汉墓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原本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到东汉末年,刘氏政权日趋昏庸,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汉王朝末日将至,遂弃“高官厚禄”、“好衣美食珍宝之味”(《老子想尔注》),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即所谓儒生“服巾褐以入道”,他们拿起了武器,成为与命运决战的斗士。需要指出的是,古时作战,为了有效保护自己、杀灭敌人,士兵除了手执利器之外,还要披挂铠甲,即所谓“披坚执锐”。但在武威雷台汉墓,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兵俑虽手执利器却不着铠甲,表现出了“有兵无甲”的特点。这一用法出于《老子》第五十章,体现了《老子》“出生入死”、“入军不被甲兵”的观念,说明雷台汉墓确实出于道家。这种特殊的设计,记录的是东汉末年的历史,反映了道教初创时的面貌。

  雷台汉墓位于雷台道观之下,出土的是道教器物,应首先考虑墓主是道教人物。出土铜马中,八件胸前有铭文,其中三件涉及了“冀张君”。“冀”为“冀州”的简称,今属河北省,“冀张君”即河北张。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一文(《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87页)将“冀”解作“冀县”,即今甘肃甘谷,有误。另外五件铜马铭文涉及了“守张掖长张君”和“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张掖位于甘肃河西,“守张掖长张君”和“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应为河西张。雷台汉墓墓主是由河西张和河北张共同事奉的,应是河西张和河北张的共同祖先,而河西张和河北张同出于四川,故可得知,墓主身份当为四川人,首先考虑道教祖师张道陵。据有关材料,张道陵卒年123岁。如此罕见的高寿,离开家人、门徒的精心奉养是不行的。出土器物中“守张掖长张君”及其妻儿、“冀张君”夫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臣李钅童”、“张家奴字益宗”、“张氏奴”、“张氏婢”的铭文,即是反映了家人、门徒等奉养者的状况。

  三 “辟兵莫当,长乐未央”[5]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为中国道教祖师张道陵墓,是道教的最高神灵玉皇大帝(天帝)的寝地。以墓主在道教发展史中的显赫地位,后世不可能立其孤坟于世外,因此,在雷台汉墓的周围,应该分布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群,道教神仙谱系中诸神列仙数千家的葬骨之地应在于此。

  玉皇大帝(天帝)为众神之神、千古一帝,其陵寝当以“千古一帝”的标准依地规划构建,因而其场面必然壮观,魄势惊人。武威雷台汉墓周围考古发掘的结果,已有磨嘴子汉墓群、旱滩坡汉墓群、王景寨汉墓群、西沙滩汉墓群、狼洞子滩汉墓群、青石湾子汉墓群等汉代墓葬显观于世,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从这些器物中可以清晰分辨出墓主的归属和思想的出处。比如,磨嘴子汉墓群6号墓出土了《仪礼》竹木简,可知墓主生前主斋醮科仪,属道教符箓派;旱滩坡汉墓群出土了道书医简,可知墓主生前主还丹成金,属道教丹鼎派。再如,磨嘴子汉墓群18号墓出土了王杖和“王杖诏书令”木简,墓主死后或为道教星神寿星;磨嘴子汉墓群48号墓出土了“六博俑”,讲的应是“仙人六博”的神话;磨嘴子汉墓群出土了一“木鸡架”,雌雄两只“木鸡”并卧于“工”字形木架之上,讲的是“天鸡”的神话[6],还有单体刻画的“木鸡”多件,体现了道家“死而不亡”、“殁身不殆”(《老子》)、“复生”(《老子想尔注》)的思想;另见“摇钱树”石雕础座,应为祈财之用,推测墓主盖与钱神有关。又如,出土器物中有张口而笑、活泼顽皮的“木马”(或“陶马”)多件,以及满面含笑、默默耕耘的“木牛”(或“陶牛”)多件,可知其分别为道教星神“天马”和“牵牛”,尤其一“木马”,其双唇突翘,张口露齿,呈现出极度快乐的神态,体现出《想尔注》“安平大乐”的思想[7],或可称作“安平大乐马”,实为道教星神二十八宿之一;还有形神各异的“木狗”多件,为“天狗”[8],其中可见混有“木狼”若干,为“天狼星”[9];还见有含笑的“木羊”(或“石羊”),应为“天羊”;有神态活泼的“木猴”、“木猪”,应为“天猴”、“天猪”,是后世塑造“孙悟空”、“猪八戒”的原形。这些动物明器具体展示了汉代偶像崇拜的情况。此外,另见有龟形铜壶、漆葫芦、陶炉灶等丹鼎派所用金丹器具。

  武威磨嘴子、旱滩坡、王景寨诸汉墓群是道教诸神列仙的藏骨之地,这些墓葬群的存在和发掘,进一步确认了雷台汉墓墓主的身份,充分肯定了其为仙家陵寝的基本判断。雷台汉墓出土卤簿中,最前面的是“马踏飞燕”一件,讲的是战神“锋星”[10]的神话;最后面的是“老牛拉车”一件,讲的是农神“牵牛”的神话。[11] 牛是周代图腾,牵牛星是周文王姬昌的化身;鸟是秦代图腾,龙雀(或称铜雀)是秦始皇嬴政的化身[12];马是汉代图腾,锋星是汉武帝刘彻的化身。一个以汉武帝、秦始皇亲自开路在先、周文王亲自驾车于后的豪华仪仗,其主人必然是天帝无疑。而端坐于辇车之内笑容可掬(此神态称安平大乐)的长者则为天帝,即墓主张道陵本人。[13]

  雷台汉墓出土卤簿应二十八宿排列,立意高远,大气磅礴,其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之高在中国古代墓葬中极为罕见。卤簿之中不仅可见欢笑的人,也有欢笑的牛和马,且各具神态,情趣盎然。纵观全貌,九十九件青铜器物共分为三组,分别讲述了“人天大战”、“玉皇飞仙”、“农神耕世”三个主题。第一组,人与自然激战正酣。战神将自然之神踏于马下,双目怒视,引颈长嘶,带领人类向未来奋力奔进;第二组,苍天已死,人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天界的马儿也张口而笑,呈现出十分陶醉且喜不自胜的神态。祖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在臣僚的辅佑下于“安平大乐”中飞仙而去;第三组,黄天既立,农神欣然应命,率天下牛儿世代耕作。汉民族由此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三组器物气韵连贯,完整统一,叙述了道教的创世体系,记录了汉民族发端源起之时的思想风貌。

  雷台卤簿中,众人皆为胜利而乐,马牛亦乐,但天兵天将不乐,反映出道家“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老子》第三十一章)、“道人恬惔,不美兵也,若美,必乐之”(《想尔注》)的观念;另有天女(或曰玄女)不乐,似乎与《想尔注》“男女之事,不可不勤”[14]、“玉女无夫”的观念有关。武威雷台汉墓与磨嘴子、旱滩坡、王景寨诸汉墓群中出土器物所表达的思想与《老子》、《老子想尔注》的叙述可见有多处吻合。这些器物的思想体系工整严密,决不违经犯错,体现了扎实的老学修养。如果无此二书,这些器物本身所具有的现象和特点就不可能被发现和认识,价值也就无从判断。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一定是张道陵墓,磨嘴子、旱滩坡、王景寨诸汉墓群一定是道教诸神列仙葬地,墓主身份当断然无疑。

  在雷台汉墓出土铜马中,有一匹马比其它马高大,马身配有特制的马鞯,是墓主“张陵将军”坐骑,称将军骑官。《想尔注》曰:“将军骑官房外居,锋星修柔去极疏”。此处,“房”为道教星神二十八宿之一,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第四星;“修”为作战、征服之意,“柔”为夷柔,指西北地区的胡夷,此另指昊天上帝(苍天)而言;“极疏”为天边、天尽头。此句经文意思是说,将军骑官位于苍龙七宿第四星房星之外,而锋星带着征服夷柔的使命向遥远的天极奔驰而去。这句经文不仅直接给出了“马踏飞燕”的实名为“锋星”,而且给出了卤簿第一组的组成和排列次序。根椐这则史料,卤簿第一组共包含有九匹战马,即九位星神,其中,锋星居首,其后为七匹神骏,称苍龙七宿,其第四星房星之后为将军骑官。可见,“将军骑官房外居,锋星修柔去极疏”,是雷台汉墓卤簿的原始笔录,其作者不仅亲眼见过雷台卤簿,而且应是卤簿的设计构建者,故知此句经文实出于嗣师张衡。这一事实说明,两千年来学界盛传的“陵初作注,传衡至鲁,而鲁更加厘定”之说的正确,《想尔注》实为“三张”共作。

  按照道家礼制,雷台汉墓金、银、铜、铁、玉、陶、木、石等器物的数量应共计999件。因墓葬早年曾两次被盗掘,1969年发现时又遭人为破坏,故仅余231件,不及总数的四分之一,损失惨痛。所幸卤簿尚存,依据现存史料,或可整旧如故,复其古貌。现已知,卤簿第一组由锋星、苍龙七宿、将军骑官九位星神依次排列组成,据此推广之,第三组应与此相对应。卤簿中,有一轺车比其它轺车形制为大,系墓主坐车,其后当有六辆车马,司驾神骏或为南斗六星,最后为牛车,司驾为牵牛星。器物余者构成了第二组,是卤簿的主体,分别由天兵天将、斧车、辇车及其驭手、天女、臣僚等排列而成,司驾神骏则各以星神名之。由此或可为整个卤簿的排列树立一解。张衡《东京赋》有言曰:“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满天繁星之中,有半数为马神。现以卤簿验之,遂可知矣。

  根据有关材料,张道陵死日一说在公元156年农历正月初九,武威雷台汉墓的下葬年代或许不早于此。按照发掘报告的说法,该墓应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因而墓葬此后至少还被打开过一次,所以年代看上去比实际略晚,出现了少量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造的“四出五铢”钱[15]。磨嘴子、旱滩坡、王景寨诸汉墓群同为道家墓葬,兴建于道教繁盛之际。魏晋之后,佛教渐兴,以道教为核心的雷台汉文化逐渐衰微。然而,中国文化并未由此停止西进的步伐。新生的佛徒从道徒的陵墟上踏足而过,继续向西,从而开凿兴建了敦煌莫高窟——另一座瑰丽宏伟的文化工程。

ZhaoNiuPai注:来源:www.fxlynet.com 作者:尹国兴(解放军兰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研部,730020)

注释
  [1] 卤簿,是指古代帝王、官员的出行仪仗,在道教中,卤簿也为请神、送神的仪仗。

  [2] 即天兵天将,是天帝的禁卫军,《汉书·天文志》称之为羽林天军,乃曰:“北宫玄武,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

  [3] 天帝的概念源于上古,古籍《老子》、《尚书》、《列子》等已多有涉及。玉皇大帝始名“黄天”,六朝时有“玉皇王”之谓,盖隋唐以后称“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之称是最晚出现的称名,且已被群众广为接受,为所乐见,故本文以其最终之名“玉皇大帝”称。

  [4] “三张”铸钱,正史不载,但载钱被废止之事,故可知“三张”铸钱之实。北魏时,寇谦之以天师之名重整天师道,废“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魏书·释老志》)。“租米钱税”为租、米、钱、税四种事物,“钱”即为“三张”钱。“三张”铸钱应有多种。其中,面文“五朱”和“五金”者应出于祖师张道陵;“太平百钱”和“太平百金”应出于系师张鲁;“凉造新泉”似乎出于嗣师张衡。“新”为王莽国号,“凉造新泉”应是景仰王莽的人铸造的。道教中,王莽被列入圣王,与周文王、汉武帝并称,“凉造新泉”出于道家的可能性很大。

  [5] 此句为汉代吉语,见于厌胜钱等出土器物。

  [6]“天鸡”木俑中,两横木分别表示天地,鸡在天上故为天鸡,中间弯柱为天柱。根据道教文献的描述,汉代人的观念中天柱应为弯柱。这是所见最早的天柱形象。天鸡为道教星神,史志有载。《晋书·天文志》云:“狗国北二星曰天鸡,主候时。”又云:“箕四星……一曰天鸡,主八风。”另云:“野鸡一星,主变怪,在军市中。”

  [7] 《老子》第三十五章有“安平太”一句,《老子想尔注》将其与下一句“乐与饵”相连,改经文为“安平大乐”,又加注曰“甚大乐也”,意为大乐之极,实际上是用以描述道教思想家羽化飞升之时极度快乐的神态。“安平大乐”是道教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道教思想家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的终极写照。安平,取其“平安”之意。

  [8] 道士之死谓之“归天”。动物明器为死者于天界所用,盖可一律以“天”冠名之,以明其神也。天狗为道教星神,史志多有记载。《汉书·天文志》:“狗,守御类也,天狗所降,以戒守御。”《晋书·天文志》云:“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又云:“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财。”

  [9] 道教中,天狼星为恶神。《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

  [10] “锋星”为彗星之名,始见于《晋书·天文志》,复见于《隋书》,称“彗象矛锋,天下纵横,则天锋星见”。《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不言彗星,称:“(北斗)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老子想尔注》称:“将军骑官房外居,锋星修柔去极疏”,与《汉书?天文志》所说有所不同,说明汉代诸家对天象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可知锋星在汉代是一颗恒星之名,不是彗星。汉代文献记载的锋星排布方式与雷台汉墓出土所见是一致的。

  [11] “老牛拉车”中,“老牛”面现微笑,内心深处仿佛涌动着无限的幸福。客观上,牛是不会笑的,“老牛”神秘的微笑把人们带进了中国古典神话的世界。不难得知,“老牛”实为道教星神“牵牛”。同理,“马踏飞燕”中,“天马”双目怒视、引颈长嘶的神态也是来自于人,而不是马,是人在作战冲锋时的精神写照,可知“天马”实为战神锋星,即冲锋之神。

  [12] 汉志中也称朱鸟。鸟是秦代的图腾,是秦王朝的象征。传说秦人的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子,为秦之始,秦族遂以燕子为图腾标志。

  [13] 雷台汉墓墓主是以天帝之礼下葬,这与张道陵的历史贡献有关。张道陵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第一,缔造汉民族和汉文化,开汉文明之先。张道陵及其子张衡、其孙张鲁历史上并称“三张”,三人在汉民族起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三张”就不可能有汉民族和汉文化,汉文明也就无从谈起。第二,首倡门阀制,确立政治多元的历史格局。门阀制对抗大一统,极大削弱了皇权政治,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第三,初创道教,营造精神家园。道教是汉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第四,建立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民间称之为“封神榜”),明确他们在历史星空中的位置。第五,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鼓铸“三张”钱,发展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各项事业。道教被划分为符箓派、丹鼎派、经典派等派别,各有所专。道教不仅承认学者的学术,而且给学者以相应的政治地位。老子在道教中称太上老君,“君”即君主、君王。“三张”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知识分子政权,至今仍令人倾慕不已。张道陵的历史贡献是他人无法比及的,所以雷台汉墓动用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礼仪。

  [14] 不可不勤:意为不可不禁,指禁欲而言。勤,尽也。

  [15] 实际上,四出五铢钱并非是一个绝对的断代标准。四出钱纹在新莽大泉五十、货泉中就已经出现,不是汉灵帝时的发明。在汉灵帝鼓铸四出五铢之前,不能排除汉五铢中有少量四出版式者存在。因而,雷台汉墓出土的四出五铢钱并不一定是出于汉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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