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铜钱历经两千多年具有统一的外圆内方样式不同,中国古代的银两货币形状常常随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变迁不断有所改变,有的时期甚至不同的省份或地域形状也有较大差异。银锭形制的变化反映了实际需求的变化与不同,既有不同时代人们对银锭需求的改变,也有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人们对银锭要求的变化。但是,银锭作为计重使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其根本的要素是成色,人们对成色的期待与把握是最重要的,因此,形制的变化也离不开这一根本因素。可以说,历代白银货币在形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一定的变化,这与铸造工艺和银两货币随时代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银锭(铤)
银铤的出现也许在唐代以前。彭信威认为,金银铤的出现至迟当在南北朝的时候。[1]然而,根据许慎注《淮南子》“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的记述,金银铤也许在东汉即已产生[2],但当时的银铤不一定作货币使用,有可能就是原料而已。到了唐代,银铤在特定的情况下开始作为财富或货币支付,除此之外,银铤还成为进贡的礼品,当时的铤(有时也叫“笏”)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凡是铸成铤状的白银,就称为铤银,以与其他形式的白银相区别。
馆藏唐代杨国忠笏形银铤、西安博物院藏唐代笏形银铤
唐代的银锭(铤)主要有两类,即块状铤(包括笏形和饼形)和船形铤。从外形看,笏形和饼形银铤保留了白银铸坯的原始形态,可能是古代银矿冶炼之后用于制作器物的坯料。长方形和圆形是铸造银锭坯料最容易选择的形状,笏形和饼形银铤的形态反映了对白银坯料外形的自然承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理应属早期白银货币。其中,笏形铤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就至今为止发现的实物来看,笏形和饼形银铤一般都凿刻有铭文,内容大多为记录银铤的用途、事由和官员的官职身份及人名。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饼形银铤
船形铤顾名思义形似船:平底,周边高沿,两侧边沿呈弧形,两头高高翘起,形状特别,大都没有凿刻铭文。
根据唐代银铤的特点,结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境况,我们认为,唐代的块状铤(包括笏形和饼形)系官方普遍采用的形制,主要用于进奉、军费、税赋、赏赐等,由于是官方用银,并每每刻有用途、来源以及官员的身份和姓名作保,成色信用乃至重量都至为可信,所以,这种银铤采用简单规整的条块状或饼状。就具体状态来看,也有两种情形,一是铸造原样,即没有切割处理的原铸态(见本文插图1左);另一种是经切割锤打处理过的条块(见本文插图1右)。后者可能是先铸造成大块平板,然后再经切割成标准的长方形笏板银铤;此种银铤边缘切割面极为整齐光洁,银铤表面往往会有密集的捶平痕迹。
由于银铤属于贵金属货币,其形式并不重要,铸成板条状和船形这些简单造型,并不影响其金属价值。板条形银铤,表面基本光洁平整,少有蜂窝孔洞,无丝纹;船形银铤形状如船,中间主体呈平板状、平头,两端向上起翼,底部和两侧有少量的小蜂窝分布、无明显丝纹,倒置如小桌案,至五代、北宋时仍有使用,船形银铤通常为五十两类型,体积大,携带和存放都有不便,常见有些船形银铤两端起翼被敲扁、敲卷,甚至还有直接从中间切割的情况。
船形锭,应当系商贸用银。达津曾提出,“船型银铤是产生并主要行用于唐晚期,……主要作用并非官府的贡银和库银,而是已被民间用作大额支付的白银货币。”[3]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考古出土、博物馆收藏,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库存历史银锭等综合来看,船型银铤带官府铭文的只出现在北宋初年,尚未见确切的有唐代官府铭文的船型银铤。这一点,也印证了船型银铤的“民间出身”。
馆藏唐代船型银铤
唐代与外界的贸易活动频繁,不仅有陆路,还有海路。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源远流长,而中亚、西亚等国皆用银币,难以与中国铜钱直接互换相通,要实现贸易交换,采用以份量计值的银锭是最便利的。但是,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如何保证成色至为重要。作为初始使用的贸易银两,其成色信用缺少既成的模式,也往往缺乏现成的鉴定保证机构或其它形式手段。那么,人们在制作相关白银货币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呈现所用银两是没有人为搀杂的高纯度银。换言之,贸易用银的形状要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银两本身没有任何机械夹杂和合金混杂。于是,船形银铤便应运而生。就白银的金属特性来看,这种底部平而较薄,周边高沿,两头翘起的银铤,能让人便捷地作出判断。平而薄的底和周边,不可能有机械夹杂,延展的周边,很容易判断有无夹杂铜、铅之类的贱金属合金元素。根据我们的实验研究结果,纯银中加有2%的铜之后颜色就明显变灰[4]。船形银铤为什么两头经常翘得非常夸张,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具体取形时采用这一奇怪的、酷似舟船的铤形,也许与当时中外贸易要频繁使用水路舟船有某种程度的思想渊源。
唐代银锭(铤)最常见的用途之一,是进奉。如1956年陕西西安东北郊出土4件银铤,均呈长方形板状,刻有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银伍十两”、“郎宁郡都督府天宝二年贡银壹铤重伍拾两朝议郎权怀泽郡”等字样[5]。除此之外,唐代银铤还用于军费、税收、赏赐等。
[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73页。
[2] 金德平:《说铤》,《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3] 达津:《船型银铤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3期。
[4] 周卫荣、杨君、黄维、王小塔:《中国古代银锭铸造工艺研究》,《中国钱币》2013年第4期。
[5] 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西安市郊发现杨国忠进贡银铤》,《文物》,1957年第4期。
※宋代银锭(铤)
宋代白银进一步货币化,使用数量增加、用途更加广泛,政府税收、开支,民间储藏和大额支付,国际贸易等,都使用了白银。银锭(铤)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税收特种货币,衍生出一种专用的南宋商税——“出门税”银铤。北宋以后,民间口语中常称白银为“锭”,铤字使用渐少,于是银铤又改称银锭。
馆藏北宋“角面并全”五十两银铤正背面
宋代白银的形式有多种,最普通的是锭,有大小数种。大锭重五十两,小锭则重量不等,有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六两等。大锭两端多呈弧状,束腰形,上錾文字,记有地名、用途、重两、官吏、匠人姓名等。宋代银锭(铤)开始向特定的形态发展变化。北宋银锭主要是平首板状,腰部向内凹进(束腰)但弧度较小,底部出现较多的蜂窝孔洞、有的较大,而且锭的正面边缘开始沿四周分布丝纹,这些外观特征是较唐代以来的重要变化。南宋银锭,则为弧首束腰,腰部向内弯曲的弧度变大,底部蜂窝孔洞的形态与北宋差别不大。
野猪尖注:蜂窝和丝纹是中国古代银锭通常具有的特征,从现代工业铸造银锭的角度看,这些都应算是铸造缺陷,是必须极力避免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蜂窝和丝纹被视为铸造银锭专有的特征,彰显了白银贵金属的特质;而银锭成色鉴定机构也常常把蜂窝和丝纹作为评定成色的重要依据。
银锭蜂窝是白银熔化过程中吸收的氧气在冷凝过程中逸出后留下的空间,是古代银锭铸造中经常出现的特征,这种铸造缺陷在中国古代往往作为判断银锭真伪的重要标志。真品银锭浇铸时,由于银液在冷却过程中迅速释放出来的氧气被挤压在银液底部和锭模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气泡,气泡撑出的空腔即是所谓的“蜂窝。
古代银锭铸造中,自然冷却的银水会由锭模边缘到中心顺次凝固,形成向心的层层丝纹。根据我们的实验验证,银锭含银量低于90%就不会出现自然的丝纹。
馆藏南宋“出门税”六两银铤
宋代银铤在器形上的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首先是银铤器型趋向统一,变为两端平整、中间略向内收的束腰板块状,这种形状应系船型银铤双翅构造被逐渐淘汰的结果,从存世的船型银铤看,双翅大多被向内砸倒平贴锭面,大概是因船型银铤双翅太大,造成了携带或贮藏的不方便。
第二是铭文制作趋向规范一致。北宋,沿用錾刻的方法在铤面上錾刻铭文,文字内容一般有银铤的制作或使用年份、地点、用途、重量、主管官员及职位、银匠姓名等。南宋以后,铭文更显规范,大多是戳记形式的铭文;除之前的用途、地点及官职等内容外,常常直接标注成色和制作的铺户等。这说明银两货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人们已积累了经验和共识,形制更加规范。
第三是蜂窝、丝纹等外观特征显现。蜂窝作为白银铸造的一项基本特征,在宋代银铤上有充分的展现,尤其是南宋铤,遍布铤底的蜂窝,是南宋铤的一大显著特征。此外,丝纹在宋代银铤上也有很好的显现,从大量的实物来看,似乎南宋人们对丝纹与成色的关系已有较明确的认识。
馆藏宋朝“谢家花银真花银”二十五两银铤
宋代是白银货币化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总体上来说,相对于唐代的船形与板条状银锭来说,宋代银锭的形态有所收敛,几何形状更加简洁、对称而不乏曲线美,与铸造工艺密切相关的因素——底部蜂窝孔洞和锭面丝纹,这些现象都与以往大为不同,与宋代白银货币化进程有着紧密关系。白银用作贵金属货币,在质量和形态方面都要趋向于一定的标准,不仅要给人以贵金属质(纯度)的特色和厚重感,而且在外观上应具有一定的形式和美感。因此,白银货币的铸造发行,讲究金属质地的展现、对称、具备一定的主流形制,是很自然的趋势。
※金代银锭(铤)
金代,银、钞、钱三类货币并行,铸钱、行钞效仿宋代,铸造银铤也效仿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除五十两的大锭外,还有著名的“承安宝货”银锭,一两至十两分五等,目前见到一两及一两半银锭实物。承安宝货是官方发行的,可以和铜钱一样用于流通使用的白银货币,但行用时间只有约三年,这可能与当时的政府仍大力推行纸币有一定的关系。
馆藏金朝“承安宝货”壹两银铤
金代铸造并发行的银铤,器形、蜂窝、丝纹以及铭文制作都与南宋铤相仿;铭文也有戳记,但多以錾刻的为主,内容包括年号、制作者、用途、责任人、鉴定者以及重量、成色等,各方信用要素显得比宋代还要齐全。银铤两端呈圆弧状,中间束腰,底部蜂窝孔洞较大,锭面有丝纹,以五十两类型为主。
馆藏金朝“明昌二年”五十两银铤
※元代银锭(铤)
元代货币主要是银、钞并行,铜钱在有些时期也参与流通。元代银铤在传承前朝宋金银铤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形态有仿造型和变异型两种。仿造型(图一)形态几乎完全雷同于南宋铤,但在大铤的背面往往铸有“元宝”或所在行政区划名称等字;变异型元代铤(图二)两侧弧度更曲、中段束腰明显变窄,有的两头稍稍起翅。仿造型铤大都系官府锭,铭文非常齐全,包括地点、官署、官衔、工匠及纪重等内容;变异型铤大都戳印有铸银铺户和“花银”、“真花银”等银色称谓,大多用于民间商贸交易。元代银铤的蜂窝和丝纹大都自然明显,这些高成色银铤的外观特征在当时的银铤铸造中都充分呈现。
图一 馆藏元代“至元十四年”五十两银挺正背面(仿造型)
图二 湖南出土元代银铤(变异型)[1]
虽然元代银锭锭面周沿略有翘起,束腰弧度加大,两端以弧形为主流形态,但总体形状系在宋代银锭基础上的变化。货币的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急剧变化,是一个逐渐过渡、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而且新的货币形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替代原来的货币,因此,有些宋代甚至唐代的银锭(板条状、块状等)在元代仍有流通使用。货币形制的渐近发展,也与铸造工艺有关,将白银这种贵金属直接浇铸成相对简单的几何形状,可以节约成本并延续相对熟练的技术,而用于体现货币变化的部分,则在一些细节上通过铸造工艺的改进以实现。如元代银锭的起翅现象和束腰弧度的变化,是在继承基本铸造工艺保持的情况下,就局部进行的一些工艺更新。元代政府实行纸币流通政策,虽时常禁银,但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使用一直未曾间断,而且白银已深深取得官方和民间的认同。如元代发行的纸币,就曾以银钞相权,名义上以银作为纸币发展行的准备金,纸币币值使用白银货币单位“两”。成书于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中有“戊集—宝货辨疑”,就专门论述了对银锭的分辨技巧:
真花细渗分数高,纸被心低四角凹。好弱幽微说不尽,论中不错半分毫。
金漆花银【一百分足】 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
茶花银【九十九分八厘】 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
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 薄花细渗【九十九分五厘】
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 细渗银【九十九分三厘】
麄渗银【九十九分一厘】 断渗银【九十八分五厘】
无渗银【九十七分五厘】
以上银分数名额。凡看诸般器皿。首饰钗钏。今时宅眷多喜时样生活。勤去更改一番腾倒一番低也。但凡楞褁镀金之类。尤宜仔细。
※明代银锭
明代是白银货币化的重要阶段,银锭的器型有传承也有变化、较为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中国古代银锭从宋元时期平板束腰(不起翅或稍起翅)的主流铤形向明清时期立体起翅的“元宝”锭形的演变。具体说来:明朝前期,银铤形制基本继承元代稍起翅的平板束腰器形(图三),以洪武、永乐、宣德等时期最具代表性。此时期,全国铤形基本一致。明朝后期,大致在嘉靖朝及其以后,白银货币由束腰平板稍起翅的银铤形制演变为束腰增厚起翅的银锭形制(图四),并且,明朝后期开始出现了锭形的地域差异,其中,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数省相连地区,除了弧头束腰起翅的锭形外,还存在接近平头的束腰起翅锭形(图五),这种锭形与后来清代“方宝”形制有渊源关系;四川地区在出现了大弧头小束腰、锭底成长椭圆状的锭形(图六)。这些变化应该与白银完全货币化,获得本位货币地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有关。
图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五十两银铤,野猪尖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考古
图四 馆藏明代五十两银锭
图五 明代五十两银锭[2]
图六 明代五十两银锭[3]
明代银锭,除通过铭文表明来源、用途、重量及经手官员和银匠外,还通过锭面丝纹表现银锭成色,所以,大多数明代银锭都注重表面丝纹的表现。从历史上看,明代银锭的丝纹也是最清晰、最美观的(图七)。明人著述中还用金花、绿花、黑花等称谓对银锭成色作出区分[4]。“细丝”,人们对纯度较高银锭的称谓(高纯度银锭的丝纹往往较细),后来就成为英文中对中国银锭的专门称谓——Sycee。
图七 馆藏明代方宝(上)、十两银锭(下)表面丝纹
明代银锭的铸造工艺体现了白银作为货币本身的价值。白银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对银锭的铸造使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代用银的情况与元代相似。明前期是禁止金银流通的,主要行钞,但民间贸易一直使用白银。明万历年间,政府推行赋役改革,合并征收赋银和役银,俗称“一条鞭法”,要求纳税人用白银向国家支付税款,这对确立银锭法定货币地位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明中期以后,白银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多以《明史》记载的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 的法令为依据。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全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大增,国内银矿的开采[5]和历代储藏的白银,已不能满足国家财政和民间交易的需要。而此时,正值日本和美洲白银大量开采,通过与中国贸易,全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6],这就为明代白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提供了物质保证。
明代银锭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当时假银锭充斥市场,让人难以分辨。明代张应俞所撰《杜骗新书·第十四类·假银骗》就记载了当时形形色色的制作假银锭的技法[7],并指出辨识真假之道,开篇就提到“假银天下处处有之,故录此以为后人之提防”。
[1] 图片采自《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2] 图片采自《元宝图录》。
[3] 图片采自《中国银锭图录》。
[4][明]曹昭:《格古要论·金铁论》“银”条目载:“银出信处等州山中,足色者成锭面有金花,次者緑花,又次者黒花,故谓之花银。蜂窠内有倒滴,而光泽火烧色不改。又次者松纹,假金花以密陀僧为之。若面有黒斑而不光泽者,必有黒铅在内。九成者火烧后死白边带灰色。”
[5] 明代银矿开采和白银生产量,见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6] 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和白银流入的问题,可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24卷第3期,145-154页。该文详细考察了明代银课收入,日本和美洲以及经由欧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对白银的需要,这种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刺激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导致全世界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7] [明]张应俞:《杜骗新书》,《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88-200页。
※清代至民国银锭
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加深和本位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清以后,银锭在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清代的银锭器形继续了明朝后期锭形地域化的倾向,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历史上银锭器形最为繁多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废两改元”的民国前期。此时期的锭形大致有:
一、五十两大锭类型,有大元宝、龟宝、大翅宝及方宝等:
馆藏清代五十两大元宝
馆藏清代五十两龟宝
馆藏清代五十两大翅宝
馆藏清代五十两方宝
二、十两、五两、三两、一两等小锭类型,有中、小元宝、砝码锭、椭圆锭、牌坊锭、圆槽锭、腰锭、银锞子等:
馆藏清代十两元宝
馆藏清代砝码锭(长侧面为半圆形)
馆藏清代椭圆锭
馆藏清代牌坊锭
馆藏清代圆锭
馆藏清代腰锭
馆藏清代银锞子
清代至民国银锭器型的繁杂多样,是银锭在广泛而普遍使用之后,由各地实际情况和使用习惯而定的,人们对银锭关注的重点还是成色。除表明身份(包涵地域、年份、银铺、银号、用途等)外,有的还直接标注成色,同时,也注重起翅效果及丝纹、镜面(刻意去丝纹)、蜂窝等与真假和成色相关的形态表现。另外,清代至民国银锭铭文已经基本全是戳记铭文,基本没有了从唐代到明代一直都存在的錾刻铭文。
馆藏民国五十两镜宝银锭(镜面)
总结起来,清代至民国初,流通的银锭有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白银货币,并不像铜钱那样,有官方规定的统一形制和重量,而是官府指定有资质的、或在民间有一定信誉的银炉进行铸造,因此,即使同一种类型的银锭,不同地方铸造也会存在成色和尺寸上的差异。银锭的成色(含纯银量)对白银货币的质量信用来说至关重要,而当时商人为了图利,不惜掺假行骗。至迟在明代,假银锭就已充斥市场,让人防不甚防,识别真假银锭或银锭的成色成为使用白银货币必备的常识。到了清代,对银锭成色的鉴别甚至成了一种专门的知识。清代宁寿堂所撰《银谱》[1],通过列举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福建、广东、云南、京都、南京、济宁、淮安、镇江、徽州、九江、湖州、温州、台州以至周村(山东长山县南)、枫镇(苏州)等全国各地银锭,以及红毛(荷兰)、东洋(日本)、吕宋(菲律宾)等国外银元,从外观特征和颜色等方面讲解鉴定白银货币成色的知识,这也反映了白银货币种类之多、使用范围之广。
第二,各地银两互不通行。货币最大的便利是给人们以商品交换之通行需要,由于各地银两的重量和成色标准互不相同,因此,从外地流入的银锭,必须重新经过成色鉴定或当地银炉熔铸成本地通行的样式方得以行用,银锭的多样性同时也为其流通制造障碍。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官方公开承认白银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又没有颁布统一的铸造标准,于是各地争相铸造具有当地偏好的银锭,而各地银锭的成色与样式互不相同,那些各式各样的银锭很难想象可以在全国通用。
清末,随着外国银元流入中国,银锭这种称量货币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优势明显不如银元铸币,最终,在民国时期(1933年)随着废两改元法令的颁布,银锭正式退出流通领域。
[1] [清]宁寿堂:《银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07月第1版。
来源:选编自周卫荣、杨君、黄维《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一书
相关阅读:中国古代银锭的科学鉴定 (一、铸造工艺辨伪)(二、银锭铭文辨伪)(三、形制辨伪)(四、金属含量辨伪)(五、色泽包浆辨伪)(六、水坑银锭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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