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你觉得20世纪初这些日本人到中国考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张明杰：承认有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有好的和不好的。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些日本学者的实地考察对我国相关学界及学者带来很大刺激，也促进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至于他们的考察对象，如佛教石窟等，客观上也带来了种种影响。比如说1902年，伊东忠太考察到了大同，找到云冈石窟，并将这一逐渐被人遗忘的艺术宝库公之于众，轰动一时。随后，引起中日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后来佛教造像也招致不同程度的盗凿，但也促进了人们对此石窟的重视和保护，所以云冈石窟相对保存得还比较好。
古钱即古代钱币，又称古泉。古钱研究历史悠久，在南朝时便有专著《钱谱》，南宋有《泉志》，清代有《古金所见录》、《古泉汇》和《续古泉汇》等。1930年出版《古钱大字典》，1982年成立中国古钱学会，出版《中国钱币》杂志。由著名学者列出的古钱五十珍有：
1）古钱保养主要包括存放、除锈和修补，这里先着重讲一下古钱币的存放方法。
目前存放古钱比较常用的是一种透明塑料袋，它分为6*4，5*3，4*2格三种规格，可存放大，中，小三种类型的各式钱币。应该说它确实有着易于存取，所占体积小，携带观赏便利等诸多优点，但是它只适用于短期存放。因为这种塑料袋由聚氯乙烯制成，有些劣等的干脆是再生塑料，其透气性能较差，遇梅雨天容易有水气进入，且很难再排出，造成袋内潮湿，古钱锈蚀。这一点笔者是深有体会的，一旦诸如粉状锈等有害锈滋生，那整个钱体都会变成白花花的一片，非常难看，使古钱的品相大打折扣。此外，这种塑料袋的进口较小，极易对一些比较脆弱的钱币造成直接伤害。所以，如果对你的钱币打算作长期保存，还是不用它为妙。
1）牧羊人发现甘肃嘉峪关魏晋砖壁画墓。1972年，嘉峪关市新城乡牧羊人张书信在距市区18公里的戈壁滩上牧羊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处内藏大量砖壁画的墓葬，并将那些垒筑墓室的灰条砖拉回家垒筑猪圈墙，此后，张书信让儿子去找时任嘉峪关市文教局副局长的焦炳琨进行汇报。当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还未熄火，“张书信发现一座古墓葬想盗墓发财”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张书信经常被批斗、抄家。就在张书信一家人整日处在极度恐慌之中时，时任嘉峪关市文教局副局长的焦炳琨得知此消息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带人勘察墓葬现场，迅速上报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派专家进行实地勘察后吃惊地发现：张书信发现的竟是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的魏晋古墓葬，此墓横跨酒泉市果园乡和嘉峪关市新城乡交界线近13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分布着同一时期的古墓葬1400多座。更令人惊奇的是，部分墓室内壁垒砌的灰条砖上刻画的彩绘壁画是国内从未见过的，极具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黄肠题凑"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特殊葬制，其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还有皇帝特许宠臣。《汉书·霍光传》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黄肠"是指墓葬中椁的材料和颜色，采用柏木的姜黄色心材；"题凑"是指墓葬中椁的形式和结构，将黄色柏木心材端头都朝向内方。"黄肠题凑"必须用柏木心材构成，否则不能称为"黄肠题凑"。黄心柏木是我国的特有树种，其心材呈姜黄色，材质优良，抗腐性强、有香气，适宜于墓葬，是上等名贵木材。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曾任南越王墓发掘队副队长的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杨式廷认为，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其中至少有十大奇观。
谢姓的起源有四种说法：一是出自姜姓，为炎帝后裔申伯之后；二是出自任姓，为黄帝之后；三是其他姓改姓；四是来源于少数民族谢姓。
2014年10月21日更新：谢氏主流出自炎帝。周宣王时，姜姓炎帝之后申伯，以周宣王舅身份受封于谢地。炎帝即神农氏，炎帝初都陈（河南陈留）、又徙鲁（山东兖州），育子于姜水，故以姜为姓。炎帝五十二世传人姜太公吕尚，助周武王伐纣而治天下，封为刘候，又传后裔宠（宏）道，生二子，长子申伯（姓姜名诚），次申甫，女适周宣王为姜后，故申伯有元舅身份，申伯御封佐王加陞太师，后受封封候赐姓于谢国（谢邑，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东谢营村），逐以邑国为姓。
《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陕发现日遣唐使墓志 8月24日，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展出时，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已有明确认识，但这方墓志则传达出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它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 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
